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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與未來之間的關系還包括如下這樣一層意思:對過去的或當下的許多事件,隻有到瞭將來才能得到清楚和明白的認識,或者它們之間的聯系和因果線索出於各種原因,比如,有意的掩蓋以及人們不願意正視現實的心態等等,隻有在後來才能被充分地揭示出來。這個現象在過去一再發生,而在今後還會發生。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發生的大事件和大現象的有些因果聯系至今還沒有完全揭示出來——歷史認識的延遲就是未來對歷史學重要意義的標志。黃燎宇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德國歷史學傢弗裡茨·菲舍爾才出來說明,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國蓄謀的結果。然而,這一說法卻遭到無數德國人的抗議,還受到官方的打壓。盡管在那個時候,德國政府已經承認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的罪行瞭。這樣一個歷史的事實,以及對這個事實的認識,對德國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它會導致一連串的認識和判斷的顛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德國人視為對自己在一次世界大戰及戰敗中所受屈辱和不公平的復仇之戰。如果心懷這樣一個判斷,他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會做出相當不同的判斷。雖然多數德國人最終接受瞭第二次世界大戰失敗的事實,承認屠殺猶太人的罪行。但是,他們內心對此次戰爭的原因和其他事件事實上持有其他的看法。而一旦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是德國人發起的,那麼他們對自己所作所為的判斷就必須做出巨大的調整,他們就要承擔更多的事實上的和道義上的責任。這一點當時有許多德國人接受不瞭,這也在情理之中,難怪巴伐利亞州長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到瞭1965年還呼籲人們“清除”弗裡茨·菲舍爾等人“對德國歷史和德國形象的扭曲”。對中國人和中國學者來說,德國以及歐洲尚有許多現象及其因果還不為我們所知,從而不僅讓我們無法準確和深入地理解歐洲人,歐洲歷史和現實,而且也無法同樣深入和全面地認識和理解我們自己。

與《北京大學德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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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No.803 韓水法 | 人類關切與未來想象——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向度與《北京大學德國研究》

實際上,歷史事實和現象就放在那裡,許多材料和文獻是現成的,人們沒有意識到認識和研究的必要,或者他們不願意去認識和理解這些事實和現象,還有一些人難以理解它們。要達到對歷史本來面貌的深入認識,假以時日大概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但是,這並不意謂人們可以坐等歷史自己揭開自己的面貌。比如,張樂和孫進的論文《魏瑪共和國時期的中等教育擴張與教育過剩危機——基於“長時段視角”的社會文化史分析》一文就引出瞭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而其中可能蘊涵瞭決定當時歷史走向的一些看似並不重大卻相當關鍵的因素。魏瑪時代,也就是納粹崛起的年代,德國中等教育的擴張,學校和學生人數大幅度增長,尤其是在中學裡面,出身於上層社會的學生比率從原來的二分之一下降到五分之一,而在魏瑪共和國後期,出於下層社會的學生又再次回落到魏瑪共和國初期。在這裡,人們可以發現一系列值得考慮的問題:這些學生與魏瑪時期民主的遭遇有什麼關聯?學生成分的這種起伏與納粹思潮的高漲和納粹上臺之間又有什麼關系?納粹的青年力量與這些學生又有什麼樣的關聯?納粹的主要社會力量來自什麼階層?這些問題今天並沒有十分明確的結論,而獲得相關的材料似乎也並不困難。關鍵就在於人們對這些問題重要性的意識,以及從事相關研究的意願。

我們生活在世紀轉折的時段之中,這原本是純粹偶然的事情。但是,一百多年之前的世紀之交,世界發生瞭幾件極其重大的事件,而這些事件奠定瞭二十世紀的歷史發展的大勢和格局,極大地影響瞭人類在這個時期的生活,而到瞭二十世紀下半葉,歷史又出現瞭巨大的回轉,人類在經歷瞭慘痛的教訓之後,現在看起來正努力走上正道。未來的局勢雖然比上個世紀最後十年人們所預期的要暗淡一些,但前途總體上來說似乎還是明朗的。然而,十九世紀末的西方世界好像也曾經出現過這樣明朗的景色,但不久,它們彼此之間就展開瞭新一輪的廝殺。由此而觀,人類前景的樂觀與否,取決於當代人的努力,而這種努力也就包括我們對上個世紀之交的反省和研究,以及對這個世紀之交的切近觀察和分析。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期《北京大學德國研究》就以世紀之交的反思為主題。

北京大學哲學系

[1] 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頁。

責任編輯:

科卡教授,這位北大德國中心熱誠的合作夥伴,世界級的歷史學傢,在這一期裡為我們提供瞭兩篇頗有價值的文章。 在《未來與歷史學傢》這篇講演稿中,他提出瞭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命題,即對未來的想象會影響人們對過去歷史的理解和闡釋,更具體地說,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關系的概念會決定某種歷史思想的構成。在歷史學的研究以及人們的歷史意識時裡,這是一個向來就存在的現象,中國傳統的歷史觀就包含一種相當明確而影響頗大的觀念,即以過去為榜樣而向著未來的演進,太平盛世。但是,科卡教授第一次清楚地將它表述瞭出來。

No.803 韓水法

2015年7月24日台中抽水肥

原文發表在《北大德國研究》第五卷2015年;如您觀文後有所感悟,歡迎關註並分享“三會學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在整個西方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有人還為此提出瞭所謂的科學根據,美國施行排華法案,而在歐洲流行形形色色的種族歧視,德國無疑是最具典型性的一個國傢。在這裡,我們還得感謝黃燎宇教授,把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那個臭名昭著的講演即世稱《匈奴人講演》譯成漢語,終於使之完整地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這位德國皇帝的這個講演其實隻是把當時許多德國人頭腦中的想法口無遮攔地說瞭出來,所以它能夠得到德國士兵的共鳴。它不能被視為信口開河,當人們把它與《告世界文明書》對照起來閱讀時,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在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德國士兵興高采烈地在紫禁城裡放馬,並非一時的沖動,而是出於他們內心的觀念。這種觀念即便在今天也會以各種方式曲折地表達出來,比如德國的《明鏡》雜志就有時就會如河水泛濫般地發泄一下。



此外,歷史的重大趨勢,大局面的發展和走向在開始階段通常也是不明朗的,這往往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會為人所認識,而為多數人所認識,則需要更長的時間,這意謂,它要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段的未來才能夠實現。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至今,一百多年過去瞭,人類是否取得瞭進步?進步當然是巨大的,但是這個進步在不同的國傢、文明和民族中有其相當不同的局面;科學技術上的進步、經濟上的進步與人類不同族類之間關系上的進步,也並非是同步和一致的。而且人們還要關註,這種進步是否是穩定不移的,還是可能面臨重大的倒退?

《告文明世界書》和《匈奴人講演》,對我們從事德國研究的學者來說,是一個困難的題目,需要許多深入的探討,但它同時也是一個解開許多歷史現象疑問的鑰匙。不過,它們依舊構成一個挑戰,這就是人類的普遍知識,包括自然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會在什麼條件下多大程度上有助於人類在共同人性的基礎上達成平等的合作?

人類關切與未來想象

正是出於這樣一種觀念,我們才會為一戰早期由德國那些重要的自然科學傢和社會科學傢,那些重要的藝術傢和文學傢簽署的《告文明世界書》感到震驚。雖然很久以前就知道有這樣的事情,那些平時國際主義喊得震天響的社會民主黨人,一旦德國與其他國傢發生戰爭,立刻就成為瞭積極的愛國主義者。但這樣的文獻還是第一次讀到,尤其是簽署者中有若幹頗為我尊敬的科學傢,如普朗克、倫琴和馮特,哲學傢文德爾班等人。至於這份申明書的性質,黃燎宇教授已經予以犀利的批評,而我這裡關註的是兩個問題。第一,這份申明書充斥對蒙古人、俄羅斯人和黑人的鄙視也並不奇怪,但這份申明書的發起人大概不會想到,種族歧視二十多年後會以其極端的形式加諸他自己身上。在今天這個世界,無論西方,還是中國,種族歧視依然普遍存在,而持有這種態度的人始終就以自己的高人一等的自我評判為基礎,盡管也不妨存在那樣一些不正常的人,他們因其種族和民族受到他人的歧視,但他們又去歧視另外一些被他們看作更為低級的種族。這些人或許不明白,種族歧視就像飛去來器一樣,你拋擲出去,最終是要打回自己的。

在考察和研究德國現代歷史時,人們經常問起而許多學者也難以令人信服地回答的問題就是: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德國在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包括大學體制在內,都達到瞭當時世界水平的頂峰,擁有那麼多出色的科學傢、哲學傢、思想傢和社會科學傢,他們所提出的一些理論和觀點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依然有效和富有洞察力,那麼,由這樣一些傑出人才構成的德國為什麼會發動和卷入第一世界大戰,不過才二十年的時間又極其短視地發動瞭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問題無疑還有待人們的繼續努力,才能給出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在這裡,我們是否可以像科卡所說的那樣,通過對未來的設想來理解、認識和反思這一現象?無疑,對未來人類發展的關切,必定要求人們說清楚這個現象。這種研究的一個現實意義,就在於它能夠為人們提供如何避免在未來重蹈類似覆轍的經驗和教訓。

所有的歷史研究都蘊涵人類關於未來的思考和想象,而這種思想核心就是對人類及其性質的深刻關懷。當代是一個不確定的說法,因為在日常語言中,它所指的就是一個短時段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不過,在這個時段中,它還是以最近的過去為主。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個命題的實際含義就在於,歷史的問題之所以凸顯,其意義之所以形成,取決於當代人的興趣和理解,而這種興趣以及理解的基礎奠定在當代人的經驗和思想之上。[2]

在學術研究中,人們通常會偏向甚至熱愛自己所研究的對象,而在國內學術界常常遇見的一種現象——甚至在許多博士論文中——是,人們往往會對自己的研究對象予以過高的評價,不少學者、文人往往喜歡通過西方一些名人的一些片斷的話語和事跡來批評和反諷國內的現象。但是,這篇告白書卻讓許多人看到瞭德國那些頗受尊敬的人物的另外一面。在這裡,合理的態度當然不是由此而抹煞這些人的其他成就和思想,而是提醒我們自己要從不同的角度來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一個人物和一種現象。在這裡,核心之點依然是我們對未來的普遍人性的關切。

韓水法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那句“歷史不能假設”的俗語在我看來隻在十分有限的范圍內才有意義。倘若不做假設,人們就根本無法在歷史材料——無論復雜的還是簡單的——之中發現任何有意義的線索,也無法在這些材料之間建立任何有意義的聯系,而歷史的材料——無論何種材料——隻能以其孤立的一項項的樣式存在。有些材料,譬如考古發掘出來的器物建築遺址,以某種偶然的方式得到的孤立材料,人們隻能予以單純的物理的描述,或審美的描述,而無法給出歷史的解釋。

學術為天下公器,它既出於理智的興趣,也出於人類的關懷,但是,所有學術都事關人類的共同利益。這也就是歷史研究與未來之間聯系的大綱。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熱情、意志和精神去持續不斷地從事這類艱苦的研究。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通常被認為缺乏普遍性,其實,這種普遍性是確實存在的,它的基礎就是真正的人類關懷。雖然,這種關懷和它的原則即使在今天也並沒有得到所有人的贊同,但是,缺乏這種關懷,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僅難以達到真正的深刻,人們也無法由此而達到對自身的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認識,偏見就會一再產生。而這類偏見一旦影響到有權勢的人,影響到多數人,如霧霾一樣彌漫開來,那麼災難性的結果就會產生。

一種文明,無論在某些領域和方面多麼發達,如果缺乏人類的關懷,它就完全可能在創造出其他各種偉大成就的同時,反過來加害於自身。《告世界文明書》的發起者福爾達的悲慘結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這一點上,我還可以再補充一句:人文和社會科學,作為出於人類的關切而進行的研究,與追求真理,其實是等同的,沒有根本的沖突。《北京大學德國研究》正是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所以它也就辦得越來越有水平。

然而,僅僅說到這一點還是不足夠的。歷史研究,尤其是大范圍多角度的歷史研究,會向人們展示, 那個特定時代的各種事件及其它們的風雲際會之中的關聯,以及這些事件和風雲際會發生的多種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之中的多數最終被錯失瞭,被其他的形勢壓倒瞭,或者僅僅因為一些當事人的決策而失去瞭。歷史就以其現在向人展示或存在的軌跡發展到今天,它仿佛是必然的而不可抗拒的。但是,歷史研究則是不斷地從這個看似必然的發展過程揭示出各種向其他方向展開的聯系,促成或能夠促成其他事件或事件的其他轉化的各種因素,從而讓人們既理解這樣發展的大勢和脈絡,也給人們揭示實際存在的各種偶然因素和其他發展的可能性。

寫於北京圓明園東聽風閣

註釋:

(意大利學者克羅一川抽水肥清理行|台中抽化糞池|台中抽化糞池推薦|台中市抽化糞池|台中市抽化糞池推薦齊)

[2] 參見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第2-3頁。

科卡的觀點實際上揭示出瞭蘊涵在克羅齊命題中的更深層的意思。當代史的意識包含和體現瞭當代人對未來的思考和構想,盡管在許多情況下,這樣的意識是潛在而無意識的。所以,科卡認為,這種關於未來的思考究竟如何影響歷史學傢關於歷史的關聯和構想,還是模糊不清的。自然,科卡說的非常誠實,而按照歷史學的原則,他的觀點還頗有些假設的色彩,隻有在人們為此提供足夠的證據之後,它才能夠證明自身是一個事實。但是,有一點是確實無疑的,歷史感是通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區分才形成的,這就是說,沒有對未來的思考和構想,歷史就不是在時間的意義上、而在今天主要是進步的意義上展開的。因此,我這裡能夠予以進一步發揮的一點是,歷史與未來的聯系——主要是人們關於未來的思考和構想的關聯——是雙重的。第一,在現代研究者的眼光中,當時的歷史向當時的未來發展的多種可能性;第二,當時的歷史向今天的未來的發展的趨勢和可能性,而這種分析包含以今天的人類原則來評判歷史上的事件及其組成因素之間的各種聯系。

克羅齊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1]這個說法是就歷史研究的實際而言的,它還缺少一個維度,即一切歷史其實都是為著未來的工作,它的結果和意義必定都是在未來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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